李芒，等 | 日本中小学教材建设管理体系及其发展趋势
✦李芒，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
✦孙立会，男，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
✦村上隆一，男，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知识性、教育性以及穿透性是教材的三大基本属性。在教育手段方面，教材是知识载体，是将一系列人类思想结晶以某种主观逻辑形式联系起来的物质形态；在育人理念方面，教材能够体现教育内容教育性的广度与深度；在思想引领方面，教材是国家意志与主流思想的表达，是对信仰和理念的弘扬。作为国民意志和民族未来的“计划书”，教材的思想性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生长于学生内心深处，具有强大的穿透力。正是因为教材所特有的功能，才使其成为世界各国关注、建设的重点领域。
作为国家事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教材管理在经历申报制、审查制、国定制后，于1947年正式在小学、初中和高中采用教材审定制度，并一直延续至今。日本教材审定制度是指文部科学省对民间教材发行公司编著的教材所具备的适用程度进行审查，通过审核与认证的图书可以作为学校教材使用。教材审定制度的实施不仅有助于保证教育内容的科学性，还可以对提升教材质量具有督促作用。为更好地配合教材审定制度的落地，日本教材界构建了教材发行公司营利的经营模式、编审分离的管理制度以及文部科学省的政策保障等三大支柱，在教材编写、发行、审定、选用、供给等五个方面形成了一套流畅的教材管理体系。[1]
一、日本教材管理的现行体系
严密、科学与稳定的教材管理体系是确保日本教材有序、健康发展的必备条件。国家通过顶层设计制定相关标准，发布编写规范，审定教材内容质量，并在选用与发行过程中进行监督，确保把最能代表培养未来合格日本公民的优质教材，在开学前送至每一位学生手中。
（一）分工科学：权责明确的教材管理主体
建立健全的教材管理体系是提升教材质量的制度保障。在《学校教育法》的推动下，日本教材形成了一个集编辑、发行、审定、选用、供给于一体的管理体系。[2]教材管理体系在不同环节中涉及多元利益相关主体，而不同的教材主体在角色定位和管理分工上有着明确的权责关系划分，形成了多元主体权责明确的管理模式。
第一，标准的制定与公布。日本小学、初中、高中90%以上的教材由民间教材发行公司出版。为确保教材质量，文部科学省制定、发布了《教材规范与标准》。小学、初中、高中每十年调整一次的《学习指导纲要》是指导教材编写的重要指南。此外，文部科学省还专门制定了《教学用书审定标准》，用以辅助各教材发行公司在教材编辑方面的具体事务。
第二，教材发行公司编辑、定稿各种类型教材。教材发行公司是独立性的、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公司。教材发行公司在前期制作环节需要投入大量成本，召集各领域专家完成教材的编撰工作。待教材发行公司完成教材制作和创意性修改后，须向文部科学省提出审定申请。
第三，教材只有通过文部科学省的审定，才能获得学校教材的资格。在教材审定之前，文部科学省会提前一年向社会发布审定教材的项目和时间。[3]教材的合格与否由教材审议委员会进行专业性、学术性的调查研究。教材审议委员一般从大学教授和小学、初中、高中教师中选出，文部科学省的常任教材调查官也会参与其中。在《教学用书审定标准》的指导下，教材审议委员会将对评审的教材作出合格、不合格与修改的决定，并及时通知教材发行公司。[4]教材的审定一方面确保了其记述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也强化了教材的教育性。[5]
第四，公平公正地选用最佳教材。每年6月至7月，日本在各都道府县举办教材展览会，以供各教育委员会与学校了解并选用最佳教材。[6][7]公立学校的教材由各都道府县、市区街村的教育委员会选择，国立、私立学校的教材由校长选择。为确保教材选择过程的公平公正，教材协会制定了《禁止垄断法》，即禁止虚假宣传，反对任何诽谤和以权谋私行为。2019年，在修订的《教材选用公平公正措施》中指出，与教材发行公司存在私人关系的个体不得参与教材的选用工作。[8]
第五，教材选用完成后，由各教育委员会将确定的教材种类、数量提交给文部科学省，再由文部科学省统一向教材发行公司订购。[9]教材发行公司有责任在新学期开课之前将教材发送到每一位学生手中，并通过建立教材供给公司实现教材流通。
（二）部署严密：具有研究性质的教材保障协会
具有研究性质、以社团形式存在的教材相关协会是保障与推进日本教材有效发展的重要机构，如教材协会、教材供给协会、教材著作权协会等。此类协会不仅以组织化形式优化教材发行环节，还开展教材现状研究、教材发展对策研究等学术活动。
教材协会的前身是1948年由22家教材发行公司组成的教材研讨会，后于1953年由71家教材发行公司正式组建而成。[10]教材协会旨在调查教材质量、教材发行与供应的情况，积极推动学校教育质量以及日本出版文化的提升。目前，教材协会所从事的活动主要包括：第一，开展调查研究并发布研究报告，主要关注学校教材质量是否得到实质性提升，发行、供应教材环节中存在的问题；第二，向社会、教材发行公司普及教材审定的意义；第三，以规章制度的形式规范教材发行公司，避免各教材发行公司之间的不正当竞争；第四，既以专业能力辅助文部科学省对教材的管理，又维护旗下各发行公司的权益。教材协会为更好地发挥其功能，在发展中逐步衍生出八个专门委员会和若干小委员会，专门服务于教材管理体系的各个环节。检定专门委员会负责开展与教材审定制度、审定手续相关的研究；制度专门委员会在进行教材制度调查研究的同时，逐步推进教材的公共宣传活动；价格专门委员会围绕教材价格设定、教材开发环境进行研究，并在文部科学省设定价格基准时提供意见；供给专门委员会主要负责教材全面供应工作，做到对受灾学生教材的及时补充；著作权专门委员会负责相关著作权、出版权的调查研究；宣传专门委员会负责规划和运作教材协会网站、内部刊物制作等宣传活动；信息化专门委员会负责教材数字化、数字教材标准的调查研究；特定图书专门委员会负责大字体教材的制作、普及、与志愿者团体合作的调查研究。[11]
教材协会是日本教材界的协调部门，全面覆盖教材管理的整个系统。除此之外，教材供给协会、教材著作权协会还详细针对教材建设的具体流程，细化教材管理工作，不断完善教材发展的基础环节。
（三）发展稳定：分学段开发的众多教材出版公司并存的维稳格局
在长期追求教材质量、提倡教材创新的文化氛围中，日本教材管理体系逐步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发行公司与分段负责并存”的维稳格局。“维稳”是奠定教材管理基础与发展的前提，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稳定日本教材质量、创新的格局。数量众多且多元化机构之间的良性竞争，激发教材质量与创新性的不断提升。日本教材管理利用这一原理，充分发挥民间教材发行机构的价值与功能。截至2018年2月，日本存在200多家教材发行公司，其中有47家教材发行公司具有教材协会会员的身份。[12]同时，在文部科学省与教材协会等机构的支持下，各层次、规模的教材发行公司都可以发行任一阶段的教材。多样化的市场和行业竞争性激励着日本教材质量的优化与提升。
第二，稳定教材发行公司生存的局面。营利需求带来的竞争也会造成不少中小型发行公司的生存危机，因而发行公司有针对性地分学段编制教材是稳定教材发行公司生存的有效手段。2020年起，各学段《学习指导纲要》的变革给教材发行公司带来了新的挑战。新的《学习指导纲要》带来新的发展需求和能力变化，从而影响教材的结构与内容。这意味着教材发行公司将要变革原有教材体系，不再是简单地增加或删减，而是一个从头探索的过程。[13]众所周知，教材发行公司积攒发行经验、资源、人脉需要长期的过程才能完成。因此，开发新领域的难度和工作惯性，使教材发行公司往往倾向于选择开发相对固定学段的教材。例如，信州教育出版社只出版小学教材，山川出版社则只出版高中教材。日本教材的发行是一个投资巨大的过程，尤其是面临前期投入可能与后期收益不成正比的困境，在收益不显著的情况下，教材发行公司为了解决生存危机而不得不缩小营业范围。通过对日本各发行公司的分析可以发现，除部分大型发行公司外，绝大多数发行公司不会盲目发行全部学段的教材。
二、日本教材建设的困境
当前，日本教材发展面对新时代所产生的新问题，如人口减少、市场缩小以及教材建设自身不协调等，使日本教材建设以及担负教材发行的公司、代售书店陷入发展困境。这些困难既包括教材在编写、发行、审定、选用以及供给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包括教材发行公司、代售书店的生存危机。
（一）投资风险：编辑和制作教材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
日本中小学教材是教材发行公司根据最新制定的《学习指导纲要》进行编辑与制作的，使用期为4年，参与撰写和编辑的各个领域专家人数众多，常常一本教科书的编辑制作团队就超过100人（见图1）。除严把教材知识内容关之外，为有效地设计教材，教材发行公司还必须与外观设计师、插图画家、摄影师合作，准备适当的图表、图片、插图以及文字说明等。另外，教材选用的小说、随笔、诗歌等文艺作品以及绘画、照片、歌曲等，也需要为作者支付稿费。以上所需费用是教材发行公司一笔可观的支出。在完成编辑与制作之后，教材发行公司需要将已完成的教材送往文部科学省申请审定，并需要进行多次修改，甚至可能面临不合格的风险。即便是审定合格，教材发行公司也需要确保该教材能满足各教育委员会、校长的需求，只有被选择后才能大批量发行。历经完整的教材制作、发行流程，教材从开始编辑到学生使用需用时4年，而教材发行公司可能面临编辑制作费、人事费等巨大的先行投资的压力和投资失败的风险，尤其对于中小型教材发行公司而言，前期投入巨大，后期发行数量可能难以盈利。面对投入与收益比不甚理想的状况，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在权衡利益与责任之后，依然坚持教材的低价制和全面供应制，依靠国家和社会力量保障国民福利、承担人才培养的责任。
（二）市场缩小：低出生率对教材出版和发行产生了严重影响
近年来，出生率下降、人口流出等双重因素困扰着日本社会。由于学生人数的不断下降，导致日本偏僻山区出现中小学撤校、并校的现象，进而致使学校教材需求数量也在持续减少。日本《文部科学统计要览（2018年版）》和《教材制度概要》（2017年6月）的数据显示，2017年的学生数量比1985年减少了约41%，由2227万人降至1306万人；教材的需求量由1985年的21,909万本降至2017年的12,427万本，减少了约43%。[14][15]同时，根据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2017年4月开展的日本未来人口预测，未来青少年人口数将持续下降，2020年将降至1508万人，2030年为1321万人，2065年为898万人，相比2015年的1595万人减少约44%。[16]低出生率倾向直接引起日本教材市场的持续缩小，教材销售数量减少。在市场缩小的同时，教材定价依然必须维持较低水平，而研发高质量教材又需要投入大量经费，成本费有增无减，并且教材的价格标准是按照平均每种教材发行20万册计算的，因此，只有部分能够达到高销售量的教材发行公司才能生存下来，而大部分中小型教材发行公司却难以为继。这样就势必会控制相同教材的发行，以确保相同版本教材被大范围采用。这种现象自然会导致教材市场出现寡头垄断局面，不利于教材的研发和创新。[17]
（三）运营障碍：为维持教材全面供应而产生多种问题
教材的全面供应是教材发行公司的责任和义务，各都道府县的教材供应公司及教材代售店在追求工作效率的同时，也都在为提高服务质量而努力。但由于学生数量减少的结构性变化、教材定价低廉以及复杂的供应机制等因素，教材代售店中以经营教材为主业的中小书店面临不断被淘汰的风险，破产倒闭、谢绝代销教材的书店每年都在增加，因此教材代售店的数量逐年下降，从1998年的4040家直降至2018年的2935家。[18]教材供应公司和代售店按发行份额获得一定的手续费，这笔费用包含在书价之中，而随着销量减少，这笔费用也在降低。为了维持教材供应系统的正常运营，教科书发行公司需要设定适当的教材定价，改善经营模式，还需消减供给成本，重新审核供给体系。此外，教材从编辑到发行的全部过程深受国家政治影响，教材发行公司为确保教材内容顺利通过审核，往往试图迎合评审委员会的好恶，从而会使教材的客观性、公正性遭受质疑，也会降低教材的丰富性。同时，较为刚性和机械的运作流程也在出生率降低的背景下显得缺乏弹性与灵活性。因此，面对新时代日本需要重新反思教材管理体系，以再创教材建设的辉煌。
三、日本教材建设的发展趋势
日本教材建设具有诸多特色。例如，权责明确而又系统严密的分工、教材协会的研究与协调功能、为数众多的教材发行公司所创造的竞争性局面、将教材作为传递社会责任的桥梁、借助发行系统确保教材的完全供给、为特殊学生提供无障碍化教材等。表现出日本教材发展管理的科学性，政府强大的支持性，有温度的人文关怀性以及积极采用智能化手段的先进性。一般而言，教材建设既要具有延续传统的基础性，又必须具有紧跟时代的开拓性。因此，日本教材开发者认为，教材理解力、执行力、创新力是教材从基础功能向创造性功能转变的主要标志。[19]基于此，日本教材建设凸显出三大发展趋势，即坚持原则、深化发展与勇于创新，具体表现在义务教育教材免费供给、教材定价相对便宜、教材页数大幅增加、教材完全供给、推进无障碍化教材和开发电子教材等六个方面。
（一）传递社会责任：深化义务教育教材免费供给制度
义务教育教材免费供给制度在日本已经延续了五十余年，是日本坚守教育公平使命的具体表现。日本宪法第26条第二款明确提出“日本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并在相关法律中规定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国立、公立、私立各级各类学校的教材由国家——文部科学省专项预算免费提供给每一位中小学生。1962年3月31日，文部科学省颁布了《关于各义务教育学校教学用书免费供给法案》，并于1963年从小学第一学年开始实施，按学年上升方式逐年扩大，1969年全部中学实现教材免费供给。此外，日本不仅为国内的中小学生提供免费教材，而且还向生活在国外的日籍中小学生免费提供教材；一些因病弱在家学习或中途出国的学生，如果使用的教材与之前不同，也可免费获得新教材。这一举措使身处困境与异国的日本中小学生，在无形中强化了国民身份和国民意识，形成了强烈的国别认同感与国家共存感。[20][21]
在实施教材免费供给的同时，日本特别关注提供免费教材的教育意义，将免费教材作为一种教育元素加以应用。从1967年起，教材免费供给的意义被印在发放新书时使用的纸袋上，并要求各学校在各种适当场所向学生宣讲教材免费供给的意义。自2007年开始，小学高年级教材的最后一页加印了希望学生珍惜免费供给图书的要求。向学生明确阐释教育是社会责任，使学生在内心认同国家、社会对教育的投入与贡献，从小培养学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并且能够帮助学生形成爱惜图书的习惯。义务教育教材免费供给是国家维护教育公平的举措，而从社会责任层面理解教材免费供给则是教育性的体现。
（二）维护社会公益：继续保持相对低廉的教材定价
教材建设是一项教育公益事业，保持相对低廉的定价是日本政府长期坚持的做法。教材定价严格按照文部科学省制定的标准执行，教材发行公司会根据教材的种类以及不同年级提出最高定价，原则上是在教材使用前2 ~ 3个月左右，由文部科学省最终认定并公布教材的具体价位。[22]
日本相对低廉的教材定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日本教材定价普遍低于一般商品的定价，相对于其他学习用品、一般书籍而言较为廉价。例如，小学低年级的教材费用总计为2459日元，而其他学习用品，包括铅笔盒、铅笔、橡皮、尺子、键盘口琴、体操服、帽子等共需9120日元。[23]与东京最低工资、饮食费用相比，教材定价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以2002年东京最低工资、饮食费用、教材定价为基准（即100%），2017年东京最低工资增长至135.3%，饮食费用增加至118.2%，而中小学教材定价在2010年前普遍低于2002年教材定价基准，2010年后增长至111.5%，高中教材定价15年来与2002年教材定价基本持平，在92.1%~100.1%之间变化。[24]长期以来，日本始终坚持教材的低廉定价，降低教材的商品属性，强调教材的公益性，使其成为知识载体而非赚钱工具，进而维护教育公平。
（三）提升教材质量：按照需求大幅增加教材页数
根据2019年《日本教材发行现状与问题》的调研报告，在优化教材质量、提升教材可读性和满足能力标准的相互作用下，日本持续、大幅增加教材页数与调整教材版面，以确保知识形态呈现最优化。同时，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教材内容，日本文部科学省联合教材发行公司完成了对原有教材内容的调整与布局设计。从2005年到2015年，语文教材从1429页增加至1834页，页数较少的体育教材也从64页增加到80页。[25]与2005年相比，小学、初中、高中教材页数明显呈现增长趋势，其中小学教材页数除英语、道德教材之外增长47.6%，初中教材页数除道德教材之外增长30.5%，高中教材增长16.3%。[26]并且，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加理想的视觉体验，教材版式与布局也出现多样化发展的趋向。在2005年的小学教材中，92.5%的教材采用B5纸张，7.5%的教材采用AB纸张；到2020年，小学教材版面布局发生结构性调整，B5版面占24.1%，AB版面占46.6%，A4版面占29.3%。[27]作为深化教材发展的关键环节，按照需求大幅增加教材页数，完善教材充实度对提高学生学习效果、增加教材可读性具有深远意义。
（四）优化供给体系：继续实施教材全方位完全供给
日本教材供给体系是日本社会最为完善的基础制度之一。为了实现全方位完全供给，它在以下三大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
第一，教材发行公司必须承诺在新学期开学之际将教材送到全国所有学生手中。即使有中途转学的学生，也必须在第一时间联系当地书店，送书到人。倘若教材发行公司未能在有效时间内完成教材供给任务，文部科学省将会取消其下一年的发行资格。教材完全供给是一项复杂而繁琐的工作。教材发行公司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将教材发送给全国所有学校，其中包括20,095所小学，20,325所初中和4907所高中以及1135所特殊教育学校。面对如此庞大的学校数量，再加之偏远地区、学生转学等特殊情况，只依靠教材发行公司几乎无法实现快速、精准地将所有教材送往全国各地。对此，日本采取由大经销商、教材供应公司、教材代售书店组成的一条龙式流通途径，实现教材的完全供给(见图2)。[28]按照工作程序，教材发行公司可以直接将教材发送到全国各都道府县的53家教材供应公司，倘若发行公司没有发行部门，可将发行教材的业务委托给大型经销商。教材供应公司是教材发行渠道的枢纽，将承接的教材发行任务下达至作为文具店或书店的教材代售店。教材代售店再将教材交付学校。但是，学校往往是在上一个学期确定下一个学期的教材数量，而新学期开学之后，教材的需求量会因学生转学以及外来人口等现象出现上下浮动。因此，教材供应公司每学年都会多预留一定比例的教材，以便满足学校的不时之需。
第二，教材发行公司为不同类型的学生提供种类丰富的教材，体现出教材供给的灵活性、针对性和精准性。日本政府充分尊重地区、学校和学生的个体差异，尽力督促教材发行公司提供全面、多样的教材类型。不同的地区和学校，可以使用不同的教材。日本公立中小学的教材版本由各级政府的教育委员会确定，国立和私立中小学则是在教育委员会指导下，由校长选择。因此，不同地区和学校可以根据各自的特色、风格选择不同类型的教材。此外，即便是同一所学校、学习同一学科的学生，也可以选择不同的教材。特别是针对高度近视、纸墨等化学物品过敏、残疾学生提供特殊教材。
第三，确保为受灾地区学生提供教材。当地震、风暴、洪水等大规模自然灾害造成教材的丢失或损毁时，教材发行公司必须为灾区学生提供教材。例如，在2011年福岛大地震中，约有50万本教材还未送到学生手中就已损坏。同时，当地主要的造纸厂和油墨厂也受到重创。为确保学生能及时用上教材，教材发行公司在全国疾奔寻觅纸张和油墨，立即追加印制。另外，将剩余教材作为常备教材使用，以备突发灾害时使用。2016年，日本熊本地震发生时，教材发行公司迅速采用常备教材为学校提供及时服务。
《救灾法》中有关于灾后教材供给的规定。当自然灾害造成教材损坏时，教材费用将由当地教育委员会或者国家担负；在购买教材出现困难时，教材发行公司将会率先承担价格责任并加快教材的印制与发行。将教材提供给每一所学校、每一位师生是国家、社会以及教材发行公司所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这已成为日本社会的一项基本共识。
（五）塑造人文关怀：为特殊群体推进无障碍化教材
2008年6月，为确保所有学生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日本政府颁布了《无障碍教材法》，也称《促进残疾儿童和学生考试者专用书籍扩散法》。根据该法案，教材发行公司要以帮助残疾儿童和学生为目的，在文部科学省提供特定教材数据的基础上，组建志愿者团队，提供特殊支持。无障碍化教材的具体推进方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发行大字体教材。日本将盲文教材和大字体教材统称为“特殊教材”。大字体教材专门为弱视学生印制。教材发行公司根据不同的教材类型重新布局，适当调整文字与图形的大小，其结果必然是增加教材页数，一本原版教材会因此而被扩充为若干册。[29]教材发行公司几乎在所有中小学各学科中都发行了大字体教材。如图3所示，2010年，小学大字体教材的发行量明显低于原版教材；2010和2011年，初中大字体教材的发行量也相对较少。但在随后几年，中小学大字体教材发行量明显呈上升趋势，说明教材协会及各教材发行公司特别关注大字体教材的发行。在高中阶段，教材发行公司积极合作，另辟蹊径，大力推动以平板电脑为终端的数字化大字体教材建设。
第二，加快研制能应对化学物质过敏症的教材。文部科学省通过日本教材协会，要求教材发行公司为患有化学物质过敏症的学生，提供特殊材质印制的教材。化学物质过敏症的病因和症状因人而异，因此，针对每名学生的不同症状，可以选择不同材料印制教材，还采取诸如将教材放在太阳下暴晒的方法，以消除教材上有害的化学物质和不良气味，对普通教材进行特殊处理。截至2017年，教材发行公司向185名学生提供了抗过敏症的教材。[30]
第三，通过立法的方式，推进特殊教材的发行。2017年4月，日本发布并执行了《残疾人差别消除法》。以法律的形式将印制、发行特殊教材作为教材发行公司的责任与义务明确下来，加强国家的指导力度。众所周知，特殊教材的编辑与印制，更加费时费力；而且，由于发行量少，制作成本与教材单价随之升高。同时，随着特殊教材的发行，也需支付作者更多的稿费。所以，为进一步推进教材无障碍化，国家和教材发行公司共同努力是十分必要的。开发无障碍化教材，能够体现教育平等的理念，确保每位学生都拥有公平使用教材的机会，也体现出日本社会对学生差异性的关注。
（六）适应智能时代：开发和使用电子教材
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不断深化，电子教材必将与纸质教材共同发挥教育教学的功能。日本教材发行公司正在努力开发高水平的电子教材。文部科学省在实证研讨会上指出，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进行主体性学习和对话性学习以及进行特殊教育具有显著效果。2018年5月，文部科学省出台了有关使用电子教材的《学校教育法修正案》。从2019年起，电子教材可以在课程中与纸质教材一同使用，对于有视力障碍和发育障碍的学生，电子教材可用于所有课程。2021年2月22日，日本文部科学省通过了力争在2024年度将电子教材全面引入中小学校的中期方案，因为2024年是日本中小学教材修订年。提出将在2021年3月基本实现所有中小学生每人配备一台终端，并撤销原有在每门课程中使用电子教材不得超过授课时间二分之一的规定。同时，电子教材是否作为教材免费制度的对象以及与纸质教材的关系，电子教材的标准规格和最低功能，利用标音有利于外国学生的学习，记录学习数据的运用方法与审定方法等问题，也在不断地讨论中。电子教材与纸质教材的内容相同，则无须审定，但如果添加音视频或机器语音朗读等则需要探讨新的审定制度。电子教材在日本未来教育体系中的发展趋同于纸质教材法律地位的趋势愈加明显。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日本政府在2021年度原始预算案中拨付22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亿元，支持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分析和检验使用电子教材的感受、学习效果以及对学生身心健康影响等工作。[31]
虽然电子教材的发展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是，针对目前技术发展水平以及百态的教育现场，日本仍需继续改善信息化环境、优化数字资源、完善供给制度、加强指导与普及等，主要措施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改善移动终端设备和通信环境。为了快捷、有效地使用电子教材，需要提升移动终端的性能，还需要大力改善全国各地存在差异的网络基础设施，并需要建立新的管理机制。第二，开发电子教材需要数字化教学材料支撑。教材发行公司需要与能提供数字化材料的机构合作，充分运用相关数字材料开发电子教材。第三，研究指导方案和开展学校现场调研。学生使用电子教材需要获得过程性指导。因此，对各学科的课程设计和指导方法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应进入学校现场开展调查研究。第四，开发适于学生使用的浏览器。考虑到使用电子教材的潜在风险，需要研究如何规避用户界面所存在的负面影响。根据需要开发适用于不同年级、不同熟练程度和不同残疾特征学生的浏览器，使无论具有何种特征的学生都可以使用最适合自己的电子教材。第五，缩减电子教材的成本。日本文部科学省认为，学生无须使用高价格、高性能的信息技术设备，低价又普通的机型足以满足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需要。价格过高和频繁更换教学设备不仅会造成严重的教育浪费，还可能带来巨大的家庭负担和难以跨越的数字鸿沟。因此，在开发电子教材的过程中，日本各级政府都致力于规避供应链风险，降低网络安全的不利影响，确保公共资金的稳定性、数据规格的最新性和直接采购技术的先进性，力求以最低成本开发最高质量的电子教材，能够帮助更多学生按低消费水准使用高质量的电子教材。
四、结语
日本教材发行公司在成本增加、发行数量减少的情况下，经营变得愈加艰辛。然而，日本政府首先依然坚持依法办事，遵循教材低价位的原则，坚定维护教材的教育公益性、知识严谨性和个体人文性，以确保在教材层面实现教育公平。可见，教育是全社会为培育下一代而必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不可使用纯商业逻辑应对，不可将教材作为“摇钱树”，商业目的一旦侵蚀了神圣的教育性，人类教育必将受到伤害，也许这就是教材的政治学意义所在。其次，日本编写和审查教材的周期保持相对稳定。四年修订一次的周期既能保证教材内容具有时代性和先进性，同时，又能为教材发行公司编辑、修订提供比较宽裕的时间，确保教材内容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在坚守与稳定中实现创新。最后，教材发行的全方位完全供给、印制大字体版本教材和抗化学过敏教材等，体现了充分尊重学生个性的教育理念，并且通过教材建设将理念精准落地。因此，从学生具体困难入手，从微观问题入手，事无巨细地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即加强教材开发的针对性是教材建设之所求。教材是商品，而又是特殊商品。从开发到使用，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知识、文化、思想的追求与敬畏。教材体系建设越是面临困境，越需弘扬民族与国家对社会事业及对时代新人培养的责任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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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于《比较教育研究》2021年08期，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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